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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 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

2019-09-05 14:58:46 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 作者: 万明
摘要:下西洋如何为建立现代意义的全球史提供了历史资源?作为历史上一次全球化的运动来阐释郑和下西洋,可以丰富我们对全球史的认知。

  原标题:全球史视野下的郑和下西洋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史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随着全球(global)核心词汇在史学论著中的频繁出现,史学的全球史转向成为一股潮流,已经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学者所接纳,并将中外关系史研究推到史学研究的前沿。21世纪初,笔者将晚明社会变迁研究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从单纯关注中外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关注全球史的一部分。

  全球史意味着以全球的视角重新梳理人类交往的历史,关注全球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海洋是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考察人类历史上的航海现象和海上各国各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是全球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15世纪在海上拉开全球化帷幕的是郑和下西洋,清晰地标志着一个海洋新时代的开始。下西洋如何为建立现代意义的全球史提供了历史资源?作为历史上一次全球化的运动来阐释郑和下西洋,可以丰富我们对全球史的认知。

  “西洋”——印度洋的整体认知

  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关系格局出现新变化。明朝建立以后,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中西交通大开,包括陆上与海上。明朝六遣傅安、五遣陈诚从陆路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亦失哈七上北海。毋庸讳言,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郑和下西洋。

  七下西洋,“西洋”究竟指哪里?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的基本问题。根据笔者研究,“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为“那没黎洋”,也即今天称为印度洋的海域。因此,这里是一个关键节点。百年以来,在郑和下西洋研究中,学界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出发,都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迄今鲜见有将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来,把下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致郑和所下西洋即印度洋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换言之,作为郑和大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久已被极大地忽视了。迄今大多学者仍以文莱划分东西洋界限,长期以来对郑和所下“西洋”认识不清,更说明对于明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我们还应该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印度洋,是一个整体丝绸之路的空间。印度洋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交往的汇聚之地。在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摇篮中,印度洋孕育了其中之三。印度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分列印度洋区域的东、中、西部。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1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域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

  印度洋上的商业贸易自古繁荣发达,在印度洋西部,印度人、阿拉伯人、埃及人等活动频繁,希腊、罗马时代的商业活动发达。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回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是一本描写印度洋沿岸东非、西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的著作。“厄立特里亚海”译为“红海”,但不同于今日所指的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红海。这个希腊、罗马地理学家使用的名词,不仅包括今日的红海、阿曼湾到印度洋等地区,而且也包括了孟加拉湾(关于古代西方对印度洋的记述,请参见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G。费琅辑注《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年)。中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自徐闻、合浦到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航行路线,说明中国与印度洋早已有通商关系。公元7世纪以后,执印度洋牛耳的则主要是阿拉伯人。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同时开辟了南海航线,到东汉甘英“临西海以望大秦”,受阻于波斯湾头望洋兴叹,东西方交往的重心从此定于亚欧大陆,经久不衰。这里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何时陆海丝绸之路全面贯通?二是东西方交往重心从陆到海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笔者认为虽然有唐代海路转折之说,但是看看敦煌的璀璨,就毋庸赘言;还有认为蒙元帝国时代是海陆交通大开之时,实际上那是遗忘了元朝在海上打爪哇和日本,均以失败告终。直至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陆海丝绸之路才全面贯通,而贯通的汇合点即在印度洋,接着发生的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郑和七下印度洋,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一个印度洋时代。通过七下印度洋全覆盖式的航海实践,可以了解到15世纪初明代中国已形成了一个整体印度洋的认知。“郑和下番自古里始”,当年的古里就是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从下西洋亲历者马欢、费信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古里为中心的5条航线:1.古里至忽鲁谟斯国(在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扼波斯湾出口处);2.古里至祖法儿国(在今阿拉伯半岛阿曼的佐法尔);3.古里至阿丹国(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4.古里至剌撒国(旧说在今索马里西北部的泽拉即Zeila一带,近人认为是阿拉伯文Ra's的对音,义为岬,即也门沙尔韦恩角);5.古里至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即包含了印度洋周边几乎所有的重要地点。而重要延伸是东非航线,据郑和等立《天妃之神灵应》碑,上面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郑和对印度洋全覆盖式的航海外交全貌由此明确显示了出来。而古里的选择,远离德里政治统治中心,“宣扬国威”不能成立。古里“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Dr.K.K.N.Kurup,“Foreword”,The Zamorins of Calicit,Calicut:Publication division Univ,1999)。这说明古代国际事务不全是受国家意志的左右,而是受到东西方固有海上联系网络与贸易交往趋势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跟随下西洋的费信诗所说“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在当时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就是西域,这是明朝人对于西洋与西域连接的认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全面贯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地就在印度洋,这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同时,印度洋上互动贸易网络的建构,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达于鼎盛。此后明朝人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称作“旱西洋”,忽鲁谟斯的定位也从“西域”到了“西洋”,明朝人对于海外世界互联互通的理念于此突显出来。

  传统的主流论述是从朝贡体制视角来理解和书写下西洋的历史,认为由此形成了东亚文明核心圈,即所谓东亚世界体系。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郑和下西洋的面貌和意义会有很大不同,不仅在空间上早已超出了东亚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修正以往极大地忽视了古代亚洲乃至欧洲都有朝贡概念与国际惯例的存在。明初国际秩序的理念,具有与前此蒙元帝国、后此西方海外扩张殖民帝国迥然不同的特征,不可简单以传统朝贡制度或体系笼统归纳和理解。进一步说,明朝外交的“不征”与“共享”理念,宣告彻底改变了蒙元帝国对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使得明代中国与印度洋各国之间的互动,才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频繁和密切得多。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的“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永乐皇帝的代表郑和向佛祖、毗湿奴和真主阿拉贡献布施的史实,是明朝人对于印度洋多元文化共生兼容认识的最好例证。中国通过走在世界前列的先进航海技术,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印度洋海上跨国网络的建立,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活跃发展,开创了印度洋区域各国跨文明对话与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和国际新秩序。如果要问跨国网络和互动的结果是什么?是国际合作成为潮流,是新的国际体系的建构。永乐二十一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的所谓“万国来朝”盛况,是下西洋将中华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在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共享太平之福”国际新体系的标志。

  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郑和七下印度洋,成功地全面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各国的合作互动,为一个“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也为一个整体的世界诞生于海上做出了重要铺垫,可以说是拉开了全球史的序幕。这如果仅仅记在了后来欧洲人的账上,是令人遗憾的。

  个案分析:满剌加王国兴起与马六甲海峡凸显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二个关键问题:东西方交往重心从陆到海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这就要谈到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重要,但在此前一直名不见经传,15世纪初满剌加王国的兴起,是海峡得名的历史渊源,直至15世纪初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以达浩瀚的印度洋,留下了大量的印迹,其最深的印迹,莫过于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和马六甲海峡的凸显。

  马六甲海峡,又译做麻六甲海峡(英语:Strait of Malacca;马来语:Selat Melaka),是位于马来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之间的漫长海峡,现代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同管辖。海峡西连安达曼海,东通南海,呈西北—东南走向,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重要航道。海峡有着悠久的历史,阿拉伯商人早就开辟了从印度洋穿过海峡,经过南海到达中国的航线。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南海的水道,马六甲海峡是印度和中国之间最短的海上航道,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然而,马六甲海峡得名于贸易港口马六甲(Melaka,原称Malacca),国际上习惯以马六甲称呼该海峡,这只能追溯到15世纪初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形成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的时间点。而满剌加王国兴起,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

  明朝洪武年间,在明朝交往的海外“三十国中”,尚没有满剌加出现。英国东南亚史家D。G。E。霍尔认为,关于这个城市建立的年代,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他指出1292年马可·波罗(Marco Polo)、1323年鄂多立克(Odoric)、1345—1346年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以及1365年的《爪哇史颂》都没有提到这个地方,说明这座城市是由拜里迷苏剌(Parameswara)建立的(《东南亚史》上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0—261页)。王赓武指出,“在1403年10月以前,中国朝廷对马六甲是一无所知的”,他认为,“可能是来自南印度的一些穆斯林商人使明廷相信马六甲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姚楠编译,中国友谊出版社,1987年,第85页)。我们注意到,明朝得到满剌加的消息是从穆斯林商人那里,这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从中外历史记录了解到,下西洋开始时那里“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尚不存在(温斯泰德《马来亚史》上册,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79—80页)。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记载,满剌加“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耳,遂名曰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记述满剌加“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人多以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取渔”。同时记述了当时的商贸状况:“有一大溪河水,下流从王居前过入海,其王于溪上建立木桥,上造桥亭二十余间,诸物买卖皆从其上。”(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满剌加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35、36页)法国学者戈岱斯根据拜里迷苏剌在马来群岛的活动,推测他在满剌加形成聚落出现在15世纪头两年(Les etatshindouises d'Indochine et d'Indonesie,Paris,1948,p。409)。这也就引向了满剌加与明朝建立联系的关键时间点。拜里迷苏剌是满剌加王国的创建者,据中国史籍记载,满剌加国王5次亲自前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永乐九年,拜里迷苏剌国王亲率王妃、王子和陪臣540多人到明朝访问(《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甲申)。明朝不仅帮助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还曾赠送船只给满剌加国王“归国守土”。

  更重要的是,郑和远航与满剌加有着特殊关系,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益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万明校注《明本瀛涯胜览校注·满剌加国》,第38页)这里清楚地表明,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贸易,最后都要汇合在满剌加,等待季风到来一起回国。进一步说,即使前往西洋的航程不经过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回程也全都要在满剌加集结。因此郑和下西洋绝不仅是5次到达满剌加,以往返计,可能会达到十几次之多。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同意郑和在其国土上建立官场,存放货物,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外府,使得郑和船队可以安全航行到印度洋周边各地。15世纪初明满之间由完全不了解到关系发展迅速,其中的奥秘,是双方都看清了海峡地区的共同利益所在,互相信任,建立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最终产生了合作双赢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洋之间一个重要贸易中转地与一个繁盛的国际贸易中心的兴起,标志了马六甲海峡的崛起,其兴盛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葡萄牙人东来才被打断。

  马六甲海峡崛起,掌管了贯穿东西方交往生命线的钥匙。发展到15世纪末,位于海峡最狭窄地带的强盛的满剌加王国,控制着世界贸易航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来文献《马来纪年》记载了满剌加通商的情景:“不论上风和下风的行商,也常到满剌加,当时非常热闹。阿拉伯人称这地方叫作马六甲(Malakat),意思是集合各商贾的市场,因为各种族各样的商贾,都常到这里,而当地大人物们的行动也极为公正”。(许云樵译注《马来纪年》,新加坡青年书局,1966年,第130页)。后来的葡萄牙人印证了满剌加的重要国际贸易地位。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2年在印度卡利卡特,即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的古里登陆,紧接着沿着郑和航行的路线于1511年占据了满剌加。葡萄牙人皮雷斯描述了在16世纪初所见满剌加繁盛的商业贸易景象,当时在满刺加的街道上行走,可以听到不下84种不同的语言。城内的外国商贾约有4000人之众(The Suma Orientalof Tome Pires,Vol.2,pp.254—255)。此话虽有夸大之嫌,但却也说明了当时的满剌加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是东西方文明间对话与交流的汇聚之地。认识到满剌加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511年葡萄牙果阿总督阿尔布克尔克说:“我确实相信,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在我们所知道的以外还有另一条航线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将寻找到马六甲来,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凡是世界所能说得出的任何一种药材和香料”(B.de Albuqueque: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fonso D'albuqueque,ed.By W.de Gray Birch,Vol.3,p.118)。明人何乔远《名山藏》中记载满剌加时用了“诸番之会”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

  满剌加王国兴起,是历史上国际关系合作共赢的成功范例;海峡得名恰在此时,从此海峡凸显在世界地标之上,而更为深远的意义,则莫过于标志了东西方交往重心从亚欧大陆向海上的重大转折发生。

  结语

  航海活动如何构成了世界性的网络?全球的网络又是如何在海上构建起来?追本溯源,15世纪初明代中国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强劲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全覆盖式的印度洋航海外交与印度洋周边各国的互联互动,形成了畅通的东西方海上交往网络,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一个相对和平、合作与繁荣的印度洋时代,其特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二是东西方交往重心从亚欧大陆向海上发生重大转折。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展现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图景:奠定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诞生,人类最终融为一个整体世界——一部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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